《请别让自己的后院起火！》

星洲日报《纵目乾坤》第卅八篇

有时确实很纳闷，现代的某些年轻人，尤其是在大选或补选，甚或是在大集会时成群结伴，骑着插满了旗帜的摩托车，喧哗并呼啸而过的年轻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的本意是为了为自己所属的政党赢得支持还是以制造噪音赢取更多的厌恶？或是他们还活在原始的蛮荒时代，以为只要展示粗野的力量就能起阻吓的作用，而使得对方有所收敛？

同样的，如果你要支持绿色运动盛会，你出席的目的绝对不会因为见到林冠英受到“人墙”保护而感觉分外眼红，当然你更不可能因此而被激怒，进而殴打据说没有手持相机而不能被当成是记者的周圣栋。

无论衣冠楚楚的武吉牛汝莪巫青区团副团长诺万德里如何辩说：“是中文报记者挑起马来青年的怒火。”又或：“事实上，在昨天旧关仔角的事件中，没有一个手持相机和摄影机的记者受到殴打或受伤。”打人就不应该，难道不是记者就活该被打？

任何有基本感知的人都知道在一个结集了如此人潮的集会中引发冲突是危险的。

任何对社会安宁有责任感，同时懂得尊重公众表达意愿自由的文明人都不会如此野蛮，当然任何有点见识与智慧的从政者更不会如此的轻举妄动！

如果我是槟城国阵，我会立召涉及打人者查明真相，一旦证实挑衅滋事和打人，必定“手起刀落，将他扫地出门，决不手软！国阵维护正义，刚正不阿的崇高形象、尊重人民自由表达意愿看法的泱泱政治风范，岂容此类暴民如此抹黑？

也许我孤陋寡闻，我还没见过我国那一名首相像纳吉那番努力作出改革、推动转型，也没见过任何一位首相像纳吉那般频密的南上北下，风尘仆仆，深入基层与民打成一片。今天搞大集会相对容易，连绿色盛会2.0委员会主席黄德也感激彭总警长守诺，他说：“我对警方在处理这次大集会的手法感到满意，也对警方充满敬意，警方终于改变了”。这个改变是政府转型的成果之一，这些改变人民看得到，甚至连民联的死硬支持者也开始为他的开明政策与转型诚意而感到威胁。

可惜的是，纳吉这边厢耕耘，他的同志却在那边厢把他种下的幼苗给拔了起来，不但一手拔起，还把整片完美的土也彻彻底底的翻转了一遍。

纳吉肩负了落实国家于2020年成为先进（文明）国的使命、背负了人民希望拥有干净生活环境的期望，更承担了维续国阵50年政权的重责大任，然而，他却也同时背负了50年来日积月累的党内陋习、僵化思维，以致他的努力不断地遭受更多党内烂苹果的干扰，这些烂苹果如鬼魅随形，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随时出没，有时是为了帮忙，但却越帮越忙，但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与权欲。

首相英明，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提醒：“稀土厂如果不禁、后院起火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对付自家人的错误如果手软或稍有迟疑，都将使到‘肃贪’的公信力受到打击，转型的说服力减弱，所有努力都流到了沟渠，随着大江东去！”

我不惜班门弄斧，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一眼望去，至今我还是希望纳吉可以继续担任首相，因为对安华？我没信心！

首相，请别让自己的后院起火！

周美芬2012年2月28日

《请别抹黑自由！》

南洋商报《道不远人》第卅七篇

国际透明组织马来西亚分会主席拿督刘胜权在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针对我国的新闻自由情况作出了两点重要的论述：

一、                    他说，马来西亚的全球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从去年的141位跃升至今年的122位，主要因素在于网络媒体，因为网络媒体拥有更大的新闻自由度；

二、他也点出了一个许多人也许没发现，或发现了但却不以为意的事实：“不幸的是，目前大部分的网络媒体仍然由政党控制。”

如果我们从“媒体是新闻的载体，是传播信息的媒介，只要能为信息提供传播平台的就可以称为媒体”这个角度来诠释理解媒体的定义，那刘胜权口中所说的网络媒体是不是就包括了面子书、微博和公开广泛流传的电邮呢？

刘胜权无疑是一语道破了我国目前的“新闻”氛围，可惜的是，他没进一步说明到底何谓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间能不能画上等号？自由和道德之间有没有冲突？ 自由是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不是只要满足自己的议程而无需负责？它受不受道德和法律的限制？

            星洲日报执行总编辑郭清江因被诬蔑收受IOI集团执行主席丹斯里李深静赠送两间豪宅而报警，并有感而发的说希望宗教团体可以带头推动系列教育运动，以净化网络中那些通过语言及文章去抹黑、以及攻击他人的不良风气。

很对不起！当我读到郭先生这一句话时，我的反应是“噗哧”笑了出来！哈哈，太有趣了！请别误会我在嘲笑他，非也，而是社会现实已对他用心良苦的建议作出了残忍的否定。

撇开国家文化部这么多年来所推动的礼仪运动不说，马来西亚佛光山推动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理念、全马各宗教、社团、教育单位推动的学习《弟子规》运动，第一句就是大多数人都能朗朗上口的：“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讲的就是忠恕孝弟之道，可惜的是朗朗上口并不代表身体力行，这和持素却无恶不作的情况是一样的。

 “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描述的是大多数人，但网络上发表诬蔑、抹黑、暴言暴语者却是冥顽不灵的少数自以为是者，说理式的健康讯息对这些病入膏肓的人是没有效果的。而最可悲的是，这股文化在“敢怒敢言”、“敢作敢为”等英雄式形容词粉饰下已成了时下人为人处世的“主潮流”，他们所采用的重、尖、酸、残、暴、诬、误的嘲讽、刻薄、嬉笑语言，因为针针见血，拳拳到肉，因为生动怪趣，即使常受儒家道德熏陶者的神经也轻易的就被挑动了，情绪思维在不自觉中随之起舞。

社会上善心仁厚者比暴虐之徒多，教育运动固然必得持续，但阅读媒体报道与评论前，“深吸一口气，沉淀、思考、分析再选择相信与否”的“运气”之道也应大事推动！

大家都热爱新闻自由，也爱言论自由，但请拒绝成为套上“自由”外衣而行其残暴之实者的傀儡。

过去人说：“苛政猛于虎”，今日我们可以说：“暴言毒于蝎”。

舞文弄墨本是用以载道，但今天因为政党之争、媒体之争和更多的私人恩怨，文章不再用以载道，而是用以载怨。

黄糩璊有言论自由，你也有批判的自由，她确实有错，但罪不至死，又何忍于对她赶尽杀绝？自由无价，但何忍如此“抹黑”自由？

 “糩璊，勇敢的展现对道德的承担，找回‘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品格，道歉又有何难？ 搞不好还能一并成就那些至今还拿着大刀恨不得将你赶尽杀绝的人，让他们有个机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社会的好风气做点贡献呢！

周美芬2012年2月24日

《语言暴力是民主政治的病变》

星洲日报《纵目乾坤》第卅七篇

  

行动党丘光耀在2010年回国后，打着政治超人的名号南上北下纵横民联政治论坛，他这样介绍自己：“欧阳捍华，来自雪州，李映霞，来自雪州，等下还有更重要重量级的倪可敏来自霹雳州，我，丘光耀，来自广州！”，现场掌声一片。

他说：“我返来“劈友”，劈国阵，希望马来西亚能够有改朝换代。”，掌声雷动，观众拍烂了手掌，是因为喜欢“劈友”这两个字还是因为“改朝换代”说出了人民心中所愿而鼓掌已分不清楚。

丘超人人气鼎盛，越骂就越得意，越骂就越刻薄，甚至以其粗口文化沾沾自喜，尽管马华与国阵被骂得暴跳如雷、甚至被骂得报警要求调查，对他不但毫发无损，反而人气急速攀升！无奈上得山多终遇虎，他在得意忘形下闯祸了，他的祸不从口出而从指尖游走键盘下出！

因为在面子书上指很多不自爱的记者与国阵有“援交”关系而被迫“道歉”，在道歉两字前后加上“”开关引号是因为他的道歉一文，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对批评他的人的一招“回马枪”，他说：“他为讲真话所引发的风波而道歉，因为它道出了主流媒体的某些阴暗面。”

他还说“虽然我没有具体点明是哪一种语文的媒体，却有人选择“对号入座” 这是我最费解的。”

显然他道歉的原因不是因为说错话而是因为讲真话引起的风波，而这风波是因为有人对号入座。他说，他也要向民主行动党道歉，其面子书是个人思考和批判，不是党的官方立场。是国阵政客和別有居心者蓄意要将两者相混淆，对党形象带来负面效应，这是他最为遗憾的。显然他真正要道歉的对象是行动党，而千错万错是国阵和有心人的错，超人无错。

老实说，在野党高喊“改朝换代”无可厚非，丘光耀的个人素质和他以满口污言秽语为荣都是他自家的事，但如果今天人民果真希望“改朝换代”，那肯定是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政体和理想政体所带来的高素质和谐美好社会，绝非一个尖酸刻薄，充斥着暴力语言，或污言秽语的野蛮社会。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管理众人之事的人就是从政者，尤其已是进入政治核心或对政治掌权者与群众政治观与抉择有影响力的人，而执政不过是从政者为国为民奉献，以营造理想国度的途径，其终极目标应该是许人民一个安和乐利、民主平权，同时幸福和谐的生活环境，而幸福和谐的首要条件在于文明、在于文化。

我不认为丘光耀有一言倾城倾国的影响力，但却不得不肯定他的演讲具有强大的煽动力，其言论在咖啡店口传成为街头巷语，进而成为街头文化的一部分，在大家竞相仿效的情况下所营造的低俗文化氛围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所应带给人民的未来前景南辕北辙。

文化是民族永续的根，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基石，一针见血无需污言秽语，民主公平的进程中无需尖酸刻薄，精于操纵暴力语言不等同善于执政，社会的幸福和谐感必定来自于彬彬有礼、温文儒雅的沟通。

语言暴力是民主政治的病变，拒绝被暴力语言操纵情绪，别让我们的民主陷入尴尬！

丘超人依旧可以针砭时局、棒打国阵且语惊四座，但，套句龙应台的话：“请用文明说服我”！

周美芬2012年2月14日

《粗口=搞怪？》

南洋商报《道不远人》第卅六篇

  

不知怎么的，当我读到郭素沁因土权派白包一事指责大马大爱脑伤儿童基金协会（雪隆）创办人张秋明“脑残”时，我的直接感受竟然参杂了悲哀、厌恶与怜悯。

哀的是一位国会议员的语言文化竟然“暴力”如斯、刻薄如斯；厌恶的是政客为了政治目的故意避开主犯不罚，反而重判误犯者。而怜悯则是用脑残形容一位为大马大爱脑伤儿童基金协会奉献的社会工作者，又叫和他一起为脑伤儿奉献及受他关爱者情何以堪？

张秋明有错吗？有，错在對政治不瞭解，不懂得避嫌、错在忘了自己除了是大马大爱脑伤儿童基金协会（雪隆）的创办人，当时还是马华支会主席。当马华与土权走在一起时，即使没有“白包”事件，也一样会成为行动党的箭靶！而有了“白包”就当然更加“免不了”了！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林冠英可以拿着土权主席伊布拉欣在一家华文日报声明和马华关系友好的报道揶揄马华，并祝马华龙年行大运，交到一个像土权组织般的“好朋友”。

无需询问马华要不要土权这个朋友、不问原由、不理真相、更加无需“拘泥”逻辑，只要不小心和土权沾到一点边，就已证明马华和土权“友好”，而与土权“友好”就等于认同“土权”至上。按这种逻辑，大家是不是更应该质问是谁当初让伊布拉欣在民联的旗帜下竞选？如果他不中选就不会有今天如此飞扬跋扈的“土权”之忧呢？

今日我国社会与社交网站中坛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暴力语言，这得归功于政客的伟大贡献和他们对社会的“教化”日久有功！而功劳最大的看来还是使用“援交”字眼形容記者、以粗口包括“冚家鏟”來谩骂马华中央领袖、说马华公会已成為了“马华公公会”，既是政治太监，还沾沾自喜的说那是他的演讲风格，并不会影响该党在來屆大选的胜算或党的形象的行动党全国大选备战委员会文宣組組长丘光耀。

丘光耀说，若对行动党候选人有所影响，党领导层早就叫他封口了，因此，他將继续維持他搞怪的演讲风格，以进一步激化年轻人支持该党。

文宣组扮演了政党喉舌的角色，也是党的发言人，按丘光耀的说法，他的粗口只不过是“搞怪的演讲风格”，暗示他的党领导层没有叫他封口等同认同他的“粗口文化只等同搞怪”。

他还说，他将继续维持这种风格，以进一步激化年轻人支持该党！

我不知道被丘光耀当成了支持“粗口”一族的行动党党员感受如何，但按常理，一定会抗议！

我不知道支持行动党的年轻人对丘光耀的言论是击掌附和呢还是感觉深受侮辱？按常理，如果是他口中支持该党的年轻人应该会和他划清界限，因为没有人会自认是“粗俗文化”的支持者。

按林冠英以土权主席伊布拉欣一厢情愿的一番话作为指证马华和土权友好的逻辑，以丘光耀担任行动党全国大选备战委员会文宣組組长的身份，我们绝对有理由可以断言行动党是一个以“粗口”争取支持的政党！但我们无需如斯刻薄，因为即使他的“污言秽语”获得该党领袖的支持，今天就算你打死我，我还是坚信该党广大的基层是推崇行为举止温文儒雅的文明人!

周美芬2012年2月10日

《“鱼生”发明权谁属》

星洲日报《纵目乾坤》第卅六篇

年还没过完，马新间又为了“鱼生”的起源而争论了。从新加坡名厨说“鱼生”是他们于1964年4人吃宵夜时想出发明的，到马来西亚厨业界人士说大马在1950年代已盛行“鱼生”和被老芙蓉公认为最早把鱼生引入芙蓉的陆祯记第二代陆志就说芙蓉40年代已有鱼生，其孙陆兆福甚至恫言如果旅游部长黄燕燕没有采取行动捍卫鱼生文化，他要和她算账，再到多名大厨说鱼生源自中国，甚至远自清朝，“案情”可说急转直下，最后鱼生的争论已从谁先发明到谁先发扬。

到底一切归于中国是因为这个结论比较不伤马新感情，还是因为实情如此？

事实上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至今还未出现一种能被公认的定义，但它是经过一段长时期酝酿而形成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这一点大概不会错。食物，尤其是美食作为文化一种形诸于外的呈现方式，它是经过食材的不断增减和烹调技术的改进才发展到今天这个面貌，除非今天有人针对“鱼生”或更精确地说“捞鱼生”这种食文化下定义并提出有理有据的考研结果，否则任何人要说“捞鱼生”是由他发明的都不会受到承认，陆兆福如果坚认其先辈在开创与发扬“捞鱼生”上有贡献，首先必须搞清楚负责鉴定国家文化遗产的责任单位是文化部而非旅游部，否则剑指旅游部难免予人“无知”或加深其以打击马华为先，解决课题为次的印象。同时，与其对旅游部长发出近乎“威胁”的挑战，不如“专业”的把先辈开创与发扬“鱼生”的历史功绩作一整理，以促成“大马鱼生文化”的认祖归宗。

检视文化部所公布的100种国家文化遗产美食中，不难发现除了2009年已被列入成为遗产美食的鱼生，还有多种名列其中的美食是否源自马来西亚其实是具争议的，最明显的莫过于月饼。甚至曾经引起马新争论的“海南鸡饭”，根据一些父执辈的说法也非源于马新，而是海南，有者甚至斩钉截铁的说是由宋子文带来马来西亚的。

尝试把尚未进行考究或被证明的美食据为己有是无聊的，在确定“谁是发明者”前，比较谁在有关美食的海外名声更为响亮、或被认为更为美味反而是更具意义的，因为“品尝美食”常常是旅行团的亮点节目，它对国家无烟工业所能创造的经济效益是极大的。

就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马来西亚在南洋美食的“海外地位”远不及新加坡这个事实，旅游界的人都知道，海外把海南鸡饭称为“新加坡海南鸡饭”的人比称”马来西亚海南鸡饭“的人多，称炒粿条为“新加坡炒粿条”的人比称“槟城炒粿条”的人多，因为他们以为新加坡的炒粿条和海南鸡饭已经是最美味的，更美味的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个讯息并没有传到给他们。

我们可以继续的自诩是发明者，但获得海外认同才是重点，就如我们不是认定马来西亚的榴莲比泰国的榴莲美味吗？但我们的市场却远远不如泰国!

我们也许有很好的烹调艺术，我们的美食也许比他人的美味，但仅限于自我感觉良好是可悲的！

在“捍卫鱼生文化”上责备旅游部并不妥当，但在加强推广这一点，旅游部责无旁贷。

周美芬2012年1月31日